后来，我的母亲象随军家属一样，将户口从上虞迁入了江钢，直到父亲退休又迁回到上虞。
成千的旅客蜂拥而出，车站从来是热闹的。
同学们情不自禁地问。
在那靠工分吃饭的年头里，社员们一年到头年底能分得多少钱，能分上多少斤粮全靠平时一分分工分的积累，大家都那本小小的记工本看得比命还要贵重，出工时是手头活的按天记工，或抬或挑或背的活儿按斤两记工，这样，大家就在斤两上争工分，常常把各自能背能挑的重量加到不能再加的极限。
后来，我的母亲象随军家属一样，将户口从上虞迁入了江钢，直到父亲退休又迁回到上虞。
成千的旅客蜂拥而出，车站从来是热闹的。
同学们情不自禁地问。
在那靠工分吃饭的年头里，社员们一年到头年底能分得多少钱，能分上多少斤粮全靠平时一分分工分的积累，大家都那本小小的记工本看得比命还要贵重，出工时是手头活的按天记工，或抬或挑或背的活儿按斤两记工，这样，大家就在斤两上争工分，常常把各自能背能挑的重量加到不能再加的极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