下午5:40分下班的时间,理事长再次打通杨波的手机,没人接。
我们站了一会,没地方坐,也没吃饭,更别说喝水了,爹就催我们走,怕赶不上回去的火车,那时大弟有九岁,临走爹叫我们拿了两个白馍。
他一生壮志凌云,满腹春秋文章,但饱尝流离失所、痛失挚爱之痛苦,并反复遭受排斥和打击,进而报国无门,爱民无力。